对小孩要求非常严格的家长们，除了严厉的呵斥以外，还有动辄就是用打骂的方式进行管教。有的时候即便是还没有弄清楚小孩子到底是不是真的有错误的行为，也是先打了再说，事后即便明知道是家长自己冤枉和错怪了孩子，也不会承认自己是错了。
我之所以有这样的体会和感受，那是源于在我八九岁的时候，曾经遇到过这样的体会。
记得是在一九六八年的四月前后，那时我跟着我的姑姑在方家九中校生活。记得那时候学校的学生都已经全部离开了学校，整个就只剩下一百多名教职员工每天都集中在一起学习，开展和参加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
也就是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听大人们说在当地有一个与当时的“梅花党”一样的反动组织叫“大同党”，妄想与台湾的蒋介石遥相呼应妄图复辟万恶的旧社会。之后不久我真的就亲眼看到戴着“群专组”红袖标的“群众专政指挥部”的人，每天会将三三两两的农民模样的人押送到九中校的几间房子里，手脚捆绑着给高高的吊在梁上，那戴着“群专组”红袖标的人然后挥舞着腰带和竹片之类的东西，使劲抽打那吊在半空中的人。被吊打的人那声嘶力竭的哭喊和嚎叫声，远在百米之外都能够听得到。
吊起来的人被吊的方式各有不同。听“群专组”吆喝着对捆绑的人说用不同的方式，有什么“鸭儿凫水”和“四脚串蹄”以及“倒挂金钟”与吊“半边猪”。
所谓“鸭儿凫水”就是人面朝地背向着天上，四只手脚分别系上绳子吊在半空中。所谓“四脚串蹄”就是将人的手脚捆绑在一起后，再将人给吊起来。而“倒挂金钟”和“半边猪”则分别是人的头朝下将双脚吊起来使人悬吊在半空中和与只绑捆人的一只手一只脚，而整个人都是侧着身体悬吊在半空的样子。
可能正是因为看到这样的情况，所以正在参加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九中校的全体教职员工中，大凡是家庭出身不好的人还有就是本人有一点这样那样的问题的人，以及自认为曾经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初站错过队当过“保皇派”的人，在进入学校的贫下中农宣传队的人面前，整天都是战战兢兢甚至是两股战战如履薄冰。
恰在这时的一天晚上，学校的教职员工们都集中在学校的一间教室里学习，听“贫宣队”的队长作报告。学校里的七八个近十来岁左右的小孩，都跑到距离大人们不远处的郭秀云老师家中去一边玩耍，一边等候大人们散会后一起回家。因为郭秀云老师有三个孩子，大的一个女儿王晋已经在读小学六年级了，我和梁辉王莉聶磊及其他几个小孩都还是小学一二年级的学生，所以王晋很自然的就是我们那几个小屁孩的娃娃头了。
大概是在八点钟左右，王晋提议把我们几个娃娃分成两拨，然后在挑选一个人当队长，之后两个队相互将两间床上的棉被作成掩体一样的东西，两边的人都手拿一件扫帚之类的东西当作武器，然后双方就玩起打仗的游戏。
大家正玩得开心的时候，王晋又说不要叫队长，就像电影里的故事那样叫一号，两个队的其他人分别都叫二三四号什么的。之后，又开始继续玩耍起来。
大家一起玩正玩得不亦乐乎的时候，十点钟左右大人们的学习会就散会了，小孩的家长陆陆续续来到郭秀云老师的家后，听到小孩们都在呐喊叫着一号二号什么的人，其中有两个家长问了一下情况后，都唬住一个脸，二话没说立马就拉着自己的小孩走了。
我的姑姑是最后一个进来接我的，不知道她是不是在进门前听到几个接小孩的老师说了什么，一进门就直接走上前来给了我两个耳光，还没有等到我回过神来，然后揪着我的耳朵就把我拉了出去。
出门后姑姑一边揪着我的耳朵一边带着哭腔的声音说：“你娃娃是不是想挨打得很？！你知不知道‘大同党’那个反动组织内部相互之间就是称的代号？！你们是不是白天看到那些挨打的‘大同党‘，你们也要当一路的人？！你们这样做，别人就会说是大人们教你们小孩去成立反动组织，我们当家长的不就会去接受’群专组‘的教育知道吗？！”。
听了姑姑一连几个问话，我一面哭一面解释说我们是在玩打仗的游戏，王晋说打仗都是叫的代号。不是因为想起了什么“大同党”那些人的事才这样叫的！
那天晚上我挨打之后几点钟才睡的觉我已经不记得了，但是我记得回到寝室后，看到同寝室的那一个比我小两岁，那时还在读小学一年级的梁辉也在挨揍，姑姑又叫我在地上跪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让我几十年过去了至今都还没有忘记。
事后的第二天早上，我和姑姑一起排队去吃早饭的时候，我听到大人们还在议论昨天晚上那件事。
我在心里面非常纳闷的想：我们不就是玩了一下打仗的游戏吗？！怎么会说成是与什么“大同党”一样成立反动组织呢？！
历史已经把这样的荒谬可笑的事情抛进时间的故堆里五十多年了！
然而，我不知道那个时候的家长为什么会天真到那样无语的地步？！对几个小孩玩游戏的事怎么会有那么好的想象力，能够与什么反动组织的狗屁事情挂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