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天外交部长

　　在文革中，有一个人很有名气，这个人叫姚登山，他为什么有名气呢？一是在印尼他率大使馆工作人员同印尼反动派作斗争，成了赫赫有名的红色外交战士。二是回国后他领导了外交部的夺权，当了四天的外交部长。三是他成了五、一六分子，被关了九年监狱。

　　姚登山也是一位老革命了。他在一九三八年就加入了党，当了一名抗日游击队队长，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解放后，他长期从事外交工作。

　　一九六七年四月，印尼反动派掀起了反华事件，两国断绝了外交关系。驻印尼使馆的临时代办姚登山，于四月三十日，奉命最后撤离回国。当他回到北京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以周总理为首，中央领导人除了毛主席和林彪，差不多都来了，场面非常隆重。

　　姚登山刚下飞机，周总理便与他热烈拥抱。合影中，右边是周总理、李富春、李先念、陈毅等国家领导人，左边是江青、陈伯达、康生、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中央文革的人马，中间便是一副懵懂相的姚登山。

　　第二天五一节晚上，姚登山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焰火晚会。周总理告诉他，快去休息室，毛主席要接见他。在休息室里，毛主席接见了姚登山，然后大家摆好姿势照像。左边是毛主席，右边本来是周总理，恰好江青进来，周总理便把自己的位置让给了江青。这是姚登山一生永远忘不了的时刻：他穿着当时最流行的军便服，左手挽着毛泽东，右手挽着身穿裙式呢军大衣的江青-------

　　五一节以后，姚登山成了新闻媒介的热点人物：各报都用大量的篇幅介绍这位“红色外交战士”的“英雄事迹”。姚登山的悲剧从此开始了。他后来感慨道：“那时候，我竟然成了一块耀眼的牌子，许多单位都拉着我去做报告，不但有北京的，还有外地的。但叫我去的那些造反派组织其实是为了张扬他们自己。”

　　为了拥有这块金色招牌，外交部里势力最大的造反派组织造反联络站在欢迎姚归国的大会上就当众宣布，吸收他为该组织的成员。

　　姚登山长期在国外，刚回来几天，对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如坠九里雾中，但以为参加无产阶级司令部号召的革命造反自然不会错，也就欣然接受了。

　　从五月到八月，姚登山的活动就是参加各种大会，上主席台，做报告，带头呼口号，他起劲地造反，后来成了外交部造反派的主要头目。

　　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姚登山参加首都新闻界支持香港人民抗暴斗争大会。中央文革的关锋、戚本禹也到会。他们在会上见了面。戚本禹同姚登山谈了外交部问题：一是外交部长陈毅应该到群众中去接受批判，二是造反派要在外交部对面“安营结塞’”。

　　大会以后，姚登山向外交部的造反派传达了戚本禹的讲话，要求外交部造反派采取更激烈的造反活动。

　　当时外交部除了革命造反联络站外，还有一个对立派组织叫革命造反总部，这一派是保陈毅的，被称为老保。当姚登山在外交部传达了戚本禹的讲话以后，革造总感到这跟周总理保护陈毅的指示大相径庭，便向周恩来，也向江青、陈伯达上告，指责姚登山编造谣言，煽动群众，联络站的大方向完全错了。

　　八月七日，王力通知姚登山和联络站几个头头，去中央文革驻地钓鱼台开会。在会上，王力讲了话，也就是那个著名的王八七讲话：

　　八月五日姚登山同志向外交部同志传达了关锋、戚本禹和我的谈话。现在我们知道有人反对，现在竟有人告状到我们这里，告到总理、伯达、康老、江青，中央文革小组。这件事证明文化革命搞一年了，本来是正常的事情，而外交部还有人告状。名义上是攻击姚登山，实际上攻击中央文革。这很不正常。这不是革命势力，这是保守势力。

　　打倒刘邓陈的口号为什么不能喊？文化革命革了一年了，竟在外交部出现了这种怪现象，令人深思。

　　姚登山同志在印尼造了帝国主义反动派的反，回国后也要造修正主义的反，修正主义就是走资派。你旗帜要鲜明，态度要明朗，支持革命派，我们坚决支持你。群众呼一呼口号有什么错？戚本禹同志对总部来信和传达记录都看了，他说姚登山传达的没有什么出入，是他讲的话，他负责任。

　　楸陈大方向当然对，为什么不可以？他犯了错误又不到群众中来接受批判、做检查，就是可以楸。

　　会后姚登山就负责传达王力的讲话，这个讲话不仅在外交部，而且在其他单位也传达了。

　　王八七讲话以后，造反派的情绪被煽动了起来，外交部的动乱就如同火上烧油，一下子达到最狂热的顶点，不要说部长陈毅，就连副部长姬鹏飞、乔冠华也被押进地下室里关押。姚登山一伙掌握了外交部的大权。

　　一九六七年七月，在王、关、戚的策划下，北京第一机床厂、北外、清华、北师大等十几个单位的造反派联合成立了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反帝反修联络站，专门造“国际帝修反”的反。当时，香港一些人与英港当局发生了冲突。八月二十日，中国外交部就“香港抗暴斗争”向英国驻华代办处发出照会：

　　最强烈抗议港英当局疯狂迫害香港爱国新闻事业，必须在四十八小时内撤销对香港【夜报】、【田丰报】、【新午报】的停刊令，无罪释放十九名香港爱国新闻工作者和三家报纸的三十四名工作人员。

　　同日，由谢富治主持，在工人体育场召开了数万人的声援声讨大会。反帝反修联络站也决定在英国代办处门前召开声讨大会，采取“革命行动”。

　　周总理得到报告，大吃一惊，急召造反派头头开会，劝说他们不要这样做，双方一直争执到深夜。周总理在得到造反派保证不进入代办处的许诺后，才离去。

　　二十二日晚，限令的四十八小时到时，造反派将英国代办处团团围住，上万人进行游行示威。最后不顾警卫战士的劝告，造反派冲入代办处，放火烧毁了办公楼和汽车。酿成代办处事件。英国【每日电讯报】记者霍林沃记载：

　　代办处外，中国军队站成一排，仿佛要阻止街上那些高呼侮辱性口号的示威者以保护里面的外交人员。示威者在树上架起了高音喇叭，还举着强烈排外的标语。天色渐晚，一个红卫兵组织架起了探照灯，另一个组织着人群唱起了革命歌曲。大概晚上十时半左右，红卫兵拥进了代办处--------战士们让开了道。他们先烧了停靠在游泳池附近的汽车，然后冲入大楼，砸坏窗户，捣毁室内设备，并用自带的汽油在代办处理放火。

　　高音喇叭广播了周总理的指示，命令人们解散，但没有立即奏效。直到凌晨，狂热的人群才离去。

　　周总理听到汇报后，痛心地流下了眼泪，后悔自己过于轻信这些革命小将的保证。当晚，他紧急召见造反派代表，气愤地斥问：“难道我们国家的荣誉都不要了吗？”

　　然而，第二天【人民日报】在王力控制下却报道说：首都红卫兵和革命群众一万多人昨晚涌到英国驻华代办处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在门前举行了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并激于义愤，对英国驻华代办处采取了强烈的行动。几天后，中国驻英代办处也遭到了同样的报复。

　　周总理联想到王八七讲话和【红旗】杂志上发表的号召“楸军内一小撮”的社论，觉得事态严重，必须摊牌了。他将王八七讲话记录托杨成武呈送在上海的毛主席。两天后，毛主席指示：王、关、戚是坏人，王八七讲话是“大大大毒草”。下令先把王力、关锋抓起来，戚本禹看看再说。周总理立即动手，八月三十日将王力、关锋隔离审查。王力被抓后，八月三十一日，周总理同外交部的一些人谈话：

　　你【指姚登山】在外面的几个报告煽动性很大，在外贸部的讲话修改了中央的精神。你是个刚回国的代办，客观上是对抗中央的精神。

　　姚登山说：我是根据王力讲话的精神讲的。

　　姚登山不知道王力已经被抓进了监狱，更不知道毛主席的态度已经发生了转变。

　　关于姚登山当了四天外交部长的传闻，后来他说：

　　大约在八月初，周总理提出让我参加外交部党委常委，他觉得当时形势别人不好出面，让我出来做一些工作较有利。这大概就是后来风传我当了四天外交部长的原故。

　　姚登山在风光了几个月以后，日子就越来越难过了。他先是在外交部隔离审查，接着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下放到五七干校。几个月后，他被当作五、一六分子被抓起来。

　　一九七一年六月十一日，在工人体育馆开万人大会，姚登山被公开逮捕。正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时间一到，一切都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