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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串联(28 本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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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八、大串联-------前所未有的奇观

  红卫兵运动和大串联运动,是文革初期发生的重大事件之一,后来被证明给当时的中国社会带来恶劣的影响。但当时对我和大多数的青年学生来说,却无疑是一个福音。文革大串联在我一生的经历中留下深刻的印记,现在,一想到大串联,我就热血沸腾,一种说不出的冲动从心底升起。

  当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向全国人民宣传之后,毛主席亲自点燃的“文化大革命”之火首先在北京燃烧,千千万万的大中学校学生从全国各地涌向北京,涌向北京大学,学习北京学生的革命造反精神和经验。同样,北京的学生也奔向全国各地,带去首都精神,到各地去煽风点火,把毛主席的“革命火种”带到各处去。这就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全国大串联运动。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第一次接见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表明了他对红卫兵进行全国性活动的支持,这一天对全国红卫兵和后来的造反派来说说,是个神圣的日子,后来许多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都用“8、18”来做为他们组织的名称,如红卫兵八一八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八一八革命造反团等。

  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对林彪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这句话,更体现出毛主席要进行的是直接触动中国的“革命“,而全国各地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便是这种“革命”的一个重要步骤。8月31日,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会上,周恩来代表中央讲话说:“现在,全国各地的同学到北京来交流经验,北京同学也到各地去进行革命串连。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事情,我们支持你们”。这就肯定了表面上是群众自发的串联活动,并代表党中央正式向群众宣布,支持全国性的大串联运动。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了《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师生来京参观革命运动的通知》,大串联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有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支持和撑腰,红卫兵就更加有恃无恐了,数以千万计的人流在全国各地涌动。除了飞机以外,一切的交通工具都被充分利用起来,火车、轮船、汽车等交通工具,塞满了外出串联的红卫兵和学生。车站、码头人山人海,拥挤不堪。甚至在人迹罕至的山区羊肠小道上,也出现了一支支红卫兵的徒步串联长征队。他们高呼着口号:“我们要到北京去!我们要见毛主席!”北京、井冈山、韶山、延安、遵义等地,人满为患。神州大地上到处是“南下、北上、西进、东征”的红卫兵和学生。

  大串联运动成了当时中国政治运动的一道风景线。

  这就说,在当时的中国,每个学生(甚至连小学生也参加进来)都有机会以革命串联的名义享受一次或多交的“免费大旅行”。国家负责三包:包食、包住、包车船票。对于好奇心极强的青少年来说,这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我当然不会错失这个良机。直到上了中学,我还没有离开过本县一步。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但我们只能从书本上和老师的口中知道。我渴望到外面的世界去走一走,开开眼界。现在,这个梦想竟然可以实现,而且连一分钱都不用自己出,这真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当全国大串联的消息传来的时候,同学们欣喜若狂,奔走相告,胆量稍大一点的人,马上组织起来,抬脚就走。可是,当时的海南岛孤悬海外,消息闭塞,交通落后,给我们的串联活动带来了困难。当大陆学生的全国大串联运动进行得轰轰烈烈热火朝天的时候,我们由于条件限制,只能小打小闹,搞什么环岛串联,还是没有办法走出海南岛。这次,我们要下决心搞大一点的动作了。

  经过讨论,我们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也成立了一支串联长征队,学习红军不怕远征难的革命精神,准备用半年的时间,从文昌步行到北京去(当然有时也乘车),然后从北京坐车到全国各地去串联,争取用一年的时间【甚至更多的时间】走遍全国各地的大城市,革命圣地井冈山、韶山、延安、遵义等地当然摆在首位,取足经验,再回本地大搞文化大革命。当时我们曾天真地认为,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可能要进行相当长的时间,而不是两三年的时间就能结束。

  由于信息不灵,结果我们仅搭上全国大串联的最后一趟车。

  当我们徒步串联到广州时【花了将近1个月的时间】,已经是2月初了。全国大串联运动给中国的经济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加上传染病【脑膜炎】大流行,迫使党中央、国务院一再改变原来的计划,在1966年10月底发布停止串连的公告后,再次下令停止全国性的大串联活动,撤销各地的接待站,不再接待串联的红卫兵和学生,并催促在外串联的人员尽快返回本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这无疑是给我们泼了一盆冷水,中央的决定使我们原来设想成为泡影。

  在广州我们一共逗留了十多天,因为我们犹豫不决,究竟是按照原来的串联计划,继续步行北上呢?还是坐车串联,我们心中无数。这时,我们最关心的是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大串联的部署,因为一旦中央改变原来的串联计划,下令停止串联,撤销了接待站,那就无戏可唱了。没有了接待站,吃饭和住宿的问题不解决,你还串什么联?

  1966年8月31日,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会上正式肯定了全国大串联。周总理在代表中央讲话时说:‘现在,全国各地的同学到北京来交流经验,北京的同学也到各地去进行串联,我们认为,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们支持你们。中央决定,全国各地大学生的全部和学生的一部分代表,分期分批到北京来。’这就肯定了表面上是群众自发的串联活动,并代表中央正式向群众宣布,支持全国性的大串联。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了【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师生来京参观革命运动的通知】,全国大串联这一活动形式由中央文件肯定了。

  文革大串联起了煽风点火的作用,它冲破了各地党政机关对文化大革命的抵制,使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现在,它的作用已经完成了。而数以千万计的人仍然在全国各地东游西串,使国家的财政遭受空前损失,交通拥挤不堪,人民的生产生活也受到严重影响。因此,中央军委于1967年2月8日发出【关于外出串联人员限时返回本单位的通知】,代表中央发出结束串联的号召。

  通知指出:一、一切外出串联的院校、机关、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军事工厂单位的同志,一律于2月24日前返回本地区、本单位,不得再在外地逗留。二、革命群众组织设在各地的联络站,也一律撤销。三、从2月21日起,一律停止接待。四、凡过期不归者,不予报销旅差费。

  中央军委2月8日通知发出以后,全国文革大串联的势头不但没有减弱,反而象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外出串联的人有增无减,全国局势一片混乱,人民群众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受到严重的影响,其表现在:

  其一、数以千万计的人流在各地漫延,除了飞机以外,火车、汽车、轮船都被充分地利用起来,有限的交通工具无法满足武限的人员流动的需要,中国出现了交通运输史上罕见的运载高峰,造成车站、吗头拥挤不堪,交通堵塞,事故频发。

  其二、文革大串联是一次全国性的免费大旅行,国家负责三包【包吃、包住、包车串费】,每天花出的串联费用达数以亿计,国家财政不堪负重。

  其三、各级政府要动员大批人员来搞接待工作,这些人员来自机关、工厂、街道,严重地影响了人们正常的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

  其四、参加串联的人员除了大中学校的师生外,还有相当部分的机关干部、工矿职工和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一些社会上的闲杂人员也打着串联的旗号,到处流窜作案,造成社会秩序混乱,治安恶化。

  所有这些,都严重地破坏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布署,阻碍了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为此,1967年2月18日,中央军委下发【重申切实执行军委二月八日通知】,要求各地一律撤销接待站,停止接待串联人员。

  但我们并不感到沮丧,我们也不会理睬中央关于停止串连的决定。事实是,尽管中央已经三令五申,但实际上串联并没有停止。在广州,我们仍然看到成千上万的串连红卫兵蜂拥进城,市里的接待站仍然在接待各地的红卫兵和学生。于是,我们决定继续北上,只不过是把我们原来的计划改变了一下。

  首先我们取消了徒步串连,决定乘车北上,因为时间来不及了。其次我们缩小了串连的范围,准备重点走几个城市,走遍全国这个宏伟设想已经是不可能实现了。

  我们在广州停留了好几天,在这里过了一个“革命”的春节,该看的地方也都去看了。当时广州地区的造反派(省革联)夺了广东省委的权,造成了党政机关的瘫痪,广州市的局势比较混乱,治安秩序也不太好,于是我们决定尽快北上。

  这时我们已经拿到几张去哈尔滨的火车票。那是我们用互换车票的方法从哈尔滨学生手中取得的。当时大陆的学生很想到海南岛去串连,但中央禁止大陆学生到那里去,理由是该岛是国防前线,是军事禁区。于是他们主动走上门来,用哈尔滨的火车票换取我们从广州到海口的船票,我们求之不得,非常顺利地拿到了去哈尔滨的火车票。但我们根本不打算去哈尔滨,2月份是一年中最冷的季节,哈尔滨又是中国最偏北的的城市,我们也没有足够的御寒服装。我们最想去的地方是北京。可是这时中央已经下了通告,禁止各地学生到北京去串联。来北京串联的人员已处于饱和状态,北京现在已经是拥挤不堪,无法解决食宿问题,并发生了流行疾病。于是我们也取消了去北京的打算。

  后来我们又用同样的办法拿到了几张去上海和福州的火车票。我们决定先到上海,然后想办法到其它城市去。

  2月中旬,我们坐火车到上海去,火车里挤满了串连的红卫兵,连行李架上和厕所里,也塞满了人。经过三天三夜的折腾,我们终于到达上海。

  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城市,又是当时“一月革命风暴“的发源地,我们在这里大开了眼界,整整逗留了一个星期。这时中央已经下达了取消第二次全国大串联的通知,我们也就打消了继续北上的念头,领取了返回广州的火车票。

  火车途经杭州,在福建学生的带头下,数以千计的红卫兵推倒车站大门,蜂拥而出,进入杭州市,浙江当局慑于红卫兵的造反精神,被迫接待我们这批红卫兵。

  在杭州我们也呆了将近一个星期,浏览了中国著名的风景区—杭州西湖和许多名胜古迹。然后,我们心满意足地返回广州。

  2月底,我们又返回广州。这时,广州已乱得不成样子。两派(旗派和总派)为了争夺广州市和广东省的最高权力,斗争越来越激烈。当时广州虽然已经实行了军管,但军队也维持不了正常的秩序。我们经常到广州警司去,看到两派被打伤的人员争相到那里告状,感到非常刺激。

  为了联系返琼的船票,我们又在广州待了天的时间。3月初,我们坐船回到了海口。就这样,我们终于结束了历时2个多月的串联活动,包括徒步串联和坐车串联。

  在文革中,我最值得留恋的是北上大串联的那些日子。尽管我们出发晚了点,实际串联的时间不长,走的地方也不多。但是,大串联是我人生中感觉最美好最值得怀念的一段生活。时过境迁,几十年过去了,当时的点点滴滴我还记忆犹新。

  说实在话,我和大多数红卫兵一样,在大串联活动中,并不象毛主席所期望的那样,到全国各地去煽风点火,把文化大革命推向全国。利用串连游山玩水才是我们真正的目的。当时中国的普通老百姓,都没有外出旅游的习惯。我们一旦离开居住多年的故土,主要的精力便放在猎奇上面。我们查索名胜古迹,象走马灯一样天南地北地游荡,大大开阔了眼界。

  但是,当我们在各地东游西荡时,同时也确实闻到了文化大革命的火药味,感受到时代脉博的跳动,身上有一种跃跃欲试的冲动。大串联使我们如毛主席所说的那样“经风雨,见世面”。于是,回到本单位后,最早竖旗起来造反的那些人,就是我们这些参加过北上串联活动的红卫兵。(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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